情难却 景难忘

　　1960年7月，18岁生日刚过，我这体重76斤、才上完高中二年级的山区女孩就被选送到北京某部队“上大学”。

　　我们几十名同学从湖南长沙到北京。下火车时看到雄伟壮观的北京站，大家兴奋得都要跳起来。部队首长在站前广场致了欢迎词后，就让我们上了几辆军用敞篷卡车，把我们带到现在二街坊最南边的黄楼。

　　黄楼南边是布满坟堆的山丘，楼东边是以土墙相隔的密集的土坯房和帐篷，楼墙之间有一条南北向的坑洼步道，楼北边紧临一个大草棚。我们一个小队12人被分在一个套间，通铺排开。

　　安排好住宿后，首长带我们到楼前大草棚里吃了午饭。饭后我们才知道，这个草棚不仅是食堂，还是礼堂呢!草棚的西边，里面是厨房，外面是深水泥坑搭几块木板建成的女厕。黄楼外还有两三个临时安装的水龙头。早晚洗漱和如厕时很是拥挤、混乱，蚊蝇猖獗可想而知。大家对这糟糕的环境感到意外，但仍因当兵“上大学”而兴奋，谁也没有怨言。

　　还没下发军衣，我们就过上了部队严肃、紧张、团结、活泼的培训生活：听报告、学习、讨论……遗憾的是，没几天，我突然上午发烧，下午闹肚子，晚上昏迷不醒。全小队同学轮班守护着我，有同学拿来自己的新裤子帮我换洗。

　　学校将我的病情报告到政委那里，政委命令立即将我送到医院抢救。医生点着油灯抢救我，辛劳了整整一夜。第二天早晨，我睁开了眼。原来我得了病毒性痢疾，很危险。医生对我讲述了昨夜的场景，我听后热泪盈眶：我的命是党和部队给的，是同学们给的啊!我必须好好学习，严格要求自己，来报答他们!

　　集训结束后，我们几百人分成4个大队，9个不同专业班。教室、宿舍、办公室、医务室都在西院(后来的25所办公楼)。大家在学习上相互竞争，劲头很足。但是由于受到国内外形势的影响，不久我们的“大学”梦破灭了。虽然才学了一年，我们中的大部分人就按专业被分配到各个科研支队工作。我和5个同学被分配到706所的前身——5支队的模拟室总体组，组长正是我们的专业教员汪老师。

图为二院工业区旧照

　　汪老师对我们既严格又慈爱，令我终身受益。他让我把办公桌放在他的对面，这样我的一举一动他都能看在眼里。记得有一次开小组会，他当众以我查完字典乱放的习惯为例，教导我们养成严谨的工作习惯。他还教我们水杯、衣服该怎么放、书本该如何爱惜、字该如何写。在他的严格要求下，我逐步养成了“严肃、严格、严密”的科研工作作风。

　　汪老师对我们的生活也关怀备至。星期六晚上他从家里回来后，经常到宿舍问大家过得怎样，与大家谈心。为让我们组从外地来的八九个同事能过好工作后的第一个春节，他带着全组人去北海公园游玩、拍照，然后把人带回自己家，让母亲拿出那个年代需要票证才能买到的食品给我们吃，让弟弟唱歌烘托气氛。在我的心中，他是老师又是大哥，是我工作的引路人、为人处事的榜样。

　　我在二院工作了50多年，退休也近20年了，在这里，我从大家口中的“小鬼”变成“大婶”，后来又成了“黄老太”。现在我虽退休了，二院的巨变我都看在眼里、听在耳里、振奋在心里。20世纪60年代的破草棚、土坯房、帐篷、坑洼土路之类早已无踪影，工作区的科研楼宽敞明亮、设施科学、设备齐全。全院道路平整宽阔、绿荫遮日，小花园遍布各小区。

　　更触动我的青春记忆的是那些在大会上、生活区、马路上看到的意气风发的年轻人。我羡慕他们赶上了好时代，尊敬他们为航天事业追赶世界一流创造的丰功伟绩，我为航天事业有一代更比一代强的接班人而高兴。

　　现在，我虽已退休，不能参加科研工作了，但仍在做一些老年系统的社会工作，为辛劳了几十年的老年科技人员作点贡献。与老年朋友的交往开阔了我的视野，我们相互亲近、信任。只要我身心允许，我会努力尽责做好每一项交给我的工作。

文章转载于：中国航天报·金秋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