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向钱学森汇报郭峪山沟选址情况

　　1965年，主持国防科委工作的聂荣臻元帅邀请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所长张大煜到北京参与筹备组建材料研究院。张大煜到北京后，穿上绿军装，住进总后招待所，带着几位青年科研人员，着手编制材料研究院的筹建规划。随后，他委派当时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党委副书记赵龙奎带队到南方几个省区为材料研究院选址。

　　当时，在国家计委的要求下，材料研究院选址最终定在了离湖北襄樊(现襄阳市)约70公里、离谷城县城38公里的郭峪山沟。按规划，我国将在这个全长17公里的山沟中建一座科学城。在那里，上海有机所、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长春应用化学所、北京化学所4个研究所将一字排开，开展工作。

　　1966年6月16日，中科院批准了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在襄樊市谷城县庙滩区郭峪公社建立近代化学所，批复中明确该工程代号为“412工程”，主要任务是从事火箭推进剂化学与燃烧等方面的研究。

　　“412工程”曾就材料研究院选址工作联系了七机部，作为参与地址勘探工作的一名队员，我有幸到七机部向钱学森同志汇报，至今回忆起来很是自豪。

　　初入郭峪

　　1966年6月22日，我们从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出发，前往湖北襄樊谷城县开始进行“412工程”的选址工作。但因为保密，其实我们当时都不清楚要去做什么。

　　从大连到武昌的路程需要花两天时间，从武昌到襄樊一共300公里也要花13个小时。我们此行共5人，其中李栋林是条件处处长，他比我们先到一步，曹国翰带着我、金美芳、唐恋尘于6月25日也到了谷城。

　　我们一行在谷城县盛康镇过了一夜，两位女同志都是第一次来到如此偏远的山区，身体有些吃不消，她们就在庙滩镇的招待所住下了，没进郭峪山沟。我那时才刚刚毕业一年多，我们一行仅有的两位“老同志”李栋林、曹国翰其实也不过30多岁。

　　早在1965年春天，中国科学院作为国家三线建设单位，成立了三线建设选择点工作组。工作组先后在河南一带开展选点工作，后来因为条件不满足建设要求，又来到了鄂西北的襄阳地区。

　　此时，工作组设计处的同事们已经在谷城县庙滩镇先期进行了“侦察”。当我和曹国翰一行到达时，他们已经收拾好行李准备返回北京了。

　　郭峪青山绿水、空气清新，一条弯弯的溪流顺着山脉蜿蜒而下，我们探测好路以后，心里也有了数：“这是我们干事业的好基地啊!”

　　郭峪山沟风貌

　　第三天，我们匆匆吃完午饭，步行去庙滩镇接两位女同志进郭峪山沟。但山路太崎岖，女同志体能不足，我们花了5个多小时才回到郭峪山沟。

　　在接下来的4天里，我们全力以赴投入郭峪山沟的考察测绘工作中，拉起二三十米长的绳子代替卷尺，测量、标绘，直到把整个郭峪山沟的大致轮廓测量并绘制出来。那4天，我们用脚步完整丈量了郭峪山沟的地形地貌。

　　我见到了钱学森

　　为了向上级汇报此次的勘探结论，1966年7月初的一天，曹国翰和我带着草图从郭峪山沟直接赶赴北京。

　　我出生于1941年，1965年从重庆大学计算机专业毕业，分到了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严格的保密教育让我既不多问也不多嘴，只用心工作。因此，当接到去北京汇报工作的任务时，我对去哪个部门、见哪位领导一无所知。

　　我们带着测绘好的郭峪山沟草图到了北京，住了一晚后，第二天一大早就到了中国科学院的新技术局。此时，我们还不知道将要见到的是大科学家钱学森。

　　原来，新技术局就工程的选址工作联系了七机部，七机部通知我们这些勘探人员直接向钱学森汇报测绘情况。

　　在新技术局，我一听说要向钱学森汇报工作，心里既兴奋又紧张。7月7日早上，我们两人坐公交车到达七机部，有人将我们接到钱学森的办公室。激动与忐忑中，我开始细细地打量着这位“大领导”的办公室——简单、整洁，除了桌椅外没有任何装饰，靠墙壁的地方有一个简易的小沙发。时年55岁的钱学森英俊、儒雅，身体健朗、态度亲和，看起来只觉得他才40岁出头。

　　钱学森笑吟吟地接待了我们。入座后，我将带来的绘制草图和报表展开铺在他办公的桌面上，曹国翰顾不上喝口水就立马开始汇报我们对郭峪山沟的勘测情况。他对当地的自然环境与生态等实际情况，也特别作了详细的汇报，并重点强调了我们对选址郭峪优越性的想法。

　　汇报工作进行了一个多小时。其间，钱学森除了提问，很少说话，更多的是默默地听我们汇报，直到我们离开，也没有对方案进行表态。

　　3天后我和曹国翰回到郭峪山沟，半个月后批示文件就下来了：选址郭峪。随后，当地县政府往郭峪派出修水库的队伍，与郭峪的基建队先后开始了“412工程”建设的热潮。

文章转载于：中国航天报·金秋时光